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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进城打工者成"鼠族" 农民需要产权证

来源:搜房网综合整理   发布时间:2012-05-24

昨天,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苏商》杂志、《浙商》杂志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12江浙工商业统领(紫金山)峰会”在南京举行。出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峰会上做了精彩演讲。

昨天,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苏商》杂志、《浙商》杂志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12江浙工商业统领(紫金山)峰会”在南京举行。出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峰会上做了精彩演讲。年逾八十高龄的他,回到江苏老家兴致格外高,平时在北大光华学院上课一般都是坐着,昨天却主动要求站着说,从经济形势谈到城镇化、谈到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等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一站就是1个小时。

□现代快报记者 鹿伟 孙兰兰

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

刹车容易启动难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会下滑?对此,厉以宁意味深长地归纳了两句话: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中国经济像一部汽车,刹车容易启动难。

他说,现在各种形势都表明了,经济增长显然有下滑趋势。“西欧的经济学家问我,他们每年有2%到3%增长率就觉得很满足了。中国增长率6点多,怎么全国上下一片惊慌?我当时就笑了,我讲我们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对于结构调整,厉以宁表示,要防止过热的经济。结构调整分两种,一种是增量调整,一种是存量调整。存量调整实际上很困难,所以应该增量调整。增量调整在经济增长中,增长率不要太高,但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在增长的过程中,来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实现产业的转移。

江浙都是经济大省,其优势何在?厉以宁分析说,两省各有特点。浙江山多,但有很好的港口;江苏平原虽多,可苏北缺少良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乡镇企业当初搞的是集体所有制,而浙江一开始就是民营经济为主。浙江人善于经商和流通,江苏文化底蕴更深厚、人才资源更丰富。他建议,今后浙江和江苏可以共建一些开发区,将优势结合在一起。

要素成本的上升

也可以“逼”出技术创新

在一片“涨声”中,民营企业家连连叫苦:生意太难做了。现在民营企业如何应付当前困难?厉以宁支招说,应该看到要素成本的上升往往是经济突破的一个前提,而经济的突破,技术的创新是逼出来的。此外,一定要认识到成本要素的转移正是决策的时候,该产业转移的转移,转移过程中也可以升级。他专门举了“糖”的例子。拿破仑时代,法国跟英国打仗,英国对其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不让糖等必需品运到法国去。而法国人喝咖啡、吃糕点等都需要糖。没办法,法国只能迫使企业在农业技术上推进,用甜菜根来做糖,于是甜菜糖在这个环境中被逼出来了。

上世纪美国曾有一段时期处于新型的通货膨胀。对此,经济学家称其为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怎么来治?经济学中出现一个新词——“青蛙跳”,就是幼儿园小孩子玩游戏,第1个小孩子趴下,第2个跳过去,如此反复。现实中西方存在两大垄断势力,一个是工会,工会控制了工资,工资具有刚性,能上不能下;另一个是垄断势力大公司,大公司控制了价格,价格上去就不容易下来,于是工资跟物价就玩青蛙跳,轮番上场,这就造成了滞涨。对此,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来应对成本推进。“要素成本上升形成了倒逼机制。”厉以宁表示,成本上升没有办法,不让工资上升,你雇不了工人,雇不到工人,怎么办?就靠自主创新,靠技术升级来解决。

把农村建设成新社区,新社区就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这样农民愿意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避免了农民大量拥挤进城的问题。而对民营经济来说,这是较好的投资机会。”

——厉以宁

谈城镇化

进城打工成“鼠族”

农民需要产权证

这几年曾多次回到家乡江苏的厉以宁坦言,家乡的变化是有的,但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对城镇化有一个新的理解,“不单纯是农民迁往城市,而是要在农村中建立新的社区”。

新社区有三点“标准”。第1,社区的环境要好;第2,公共服务要到位;第三,要充分地发展循环经济。他还心痛地讲了“两个老鼠”的故事:现在农民带着老婆孩子进城打工,家里的房子锁上,变成了老鼠窝;进了城没地方住,又没钱租,住在地下室,北京流行一个词,叫“鼠族”。“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厉以宁认为,较大的体制创新应该是对农民明确产权。农民的宅基地没证,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抵押、不能转让,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财产收入。现在一些地区正进行试点。

谈教育

建议高校招生

少些保送多些竞争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孩子的未来从起点开始就不平等,甚至导致职业成为世袭制,这个问题也是厉以宁关注的焦点。

厉以宁说,当前,职业变得世袭制了,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77届、78届、79届的高校毕业生毕业的时候,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但渐渐地社会阶层凝固化开始了。这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本。源头在哪?厉以宁认为,在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这种问题不是靠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必须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设法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另外他认为,打破这种社会阶层的凝固化,就一定要尊重竞争上岗,要采取公开的考试制度,“一切通过考试才能录取。我始终认为,高等学校保送的比例应该少。因为这是现在少有留下的公平竞争的机会。没有比高考更公平的竞争。如果保送占了很多名额,也就缩小了别人竞争的机会。

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迷失了方向,社会到处蔓延着对国企的愤怒。我们的国企起家有三种方式:一是自然资源;二是特许行业;三是政府拨款或者划拨资产。我们的自然资源基本上都是无偿送给国企的,比如油田、无线频谱、航线,还有土地,如果国企没有这些免费资源,根本不赚钱。我们的特许行业根本不准民营资本进入,其实就是拒绝市场竞争。政府拨款的钱从哪里来?纳税人。这就是你的原罪。你应该把这些老百姓免费给你使用的资源经营好了,让我们的油价、电价更低,更有利于环保,你必须把这些做好了,因为这是你的信托责任。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你国企拿着老百姓免费给你的资源获取暴利后,非但没有给老百姓什么好处,还动不动就哭穷,天天嚷嚷要涨价,你已经完全触犯了老百姓忍耐的底线。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全卖掉吗?我们是不是非得走苏联的激进改革路线?石油、电信这种行业,不让国企做容易,卖掉就是了。可是,卖给谁呢?外企肯定不行。那卖给私企呢,有谁能接这么大的盘?有人说可以通过股市减持,可事实证明,中国的国企实在太大了,中石油拿出一点点股票在A股上市都让股指狂泻不止,还怎么靠股市减持?对于国企改革问题,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本书中给出了药方。

我们应该寻找问题的根源。中石油、中移动、国家电网为什么这么强大?就是因为它们能无偿占有大量国家资源。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只是对国企进行改革,比如说卖掉,就很有可能会像苏联那样,造成国企一夜之间被权贵寡头据为己有的悲剧。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去修补这些养肥国企的政策漏洞,因为国企的虚胖只是表面症状而已。等这些虚的利润没有了,这些巨无霸的市值自然就没有那么高了,那时候,无论是减持还是退出,都是行得通的。

看看我们的国企现在都在做什么?就拿房价来说吧,温总理三番五次地说要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可是国企地皇却屡创新高。2010年1月“国十一条”出台,但当月70%的地皇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还有,2010年政府要求国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结果到目前为止,70多家涉及房地产的国企只有20家退出了。我发现,国企的经营现在处于有点失控的状态,因为它们不光涉足房地产,还涉足银行、港口、酒店等等,几乎什么都干。

那如何堵住这个漏洞呢?其实也很简单,对国企的经营范围进行横向限定和纵向限制。一方面,横向限定就是限定产业,对于国企的经营产业多要在章程内固定并立法确定,然后国家工商总局和地方工商局监督,只要出资人里有国企的身影,这个企业就不许经营这个国企的被限定产业之外的事情,否则就不允许其注册工商营业执照。此外,再特别规定,除了国资委直属企业,任何国企的经营范围都不许包括股权投资,这样就防止国企以战略投资、产业引导基金的名义变相跨业。

另一方面,在单一行业,要限定国企不许做民企能做的下游和配套产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只许做上游,下游包括批发和零售业务应该有序逐步完全退出。因为只要上游的垄断企业进入下游,就必然导致下游的民营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比如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就只许经营国家骨干网,而城市内的接入服务,也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上门零售服务的只许让民营企业做。实际上,限制经营范围对国企、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只有这样,拥有雄厚实力的国企才会将更多的财力、人力放到核心技术研发中去,也只有靠这种方式增加的利润,才是国企真正的业绩。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对国企的研究究竟错在哪里?我们犯的较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竞争。我们误以为一个行业里有几个国企就算是竞争。我们完全搞错了,竞争不是看参与者数量的多少,就拿招投标来说,如果说参与者彼此知道底价,就可以围标,这样竞争就形同虚设。所以说,市场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平等开放。而如果把参与者能干预准入门槛,甚至设计游戏规则视为市场经济较大的腐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市场的灵魂是反腐败。因此,亚当·斯密呼吁“看不见的手”,就是希望以此对抗腐败。

较后,对于国企的管理,除了考虑财务指标和管理指标,还应该引入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尤其是我们的垄断国企很多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涨价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所以,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在必要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让部分国企适度亏损,就像之前讲的北京公交补贴,公交车价格降下来以后,既能引导老百姓多坐公交,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也是我们国企的职责所在。

在这里我想表个态,我们对国企的看法和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不同,也与世界银行截然不同,虽然他们也呼吁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我们希望和这些人划清界限:他们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他们在贩卖“一卖就灵”的假药,他们这些假市场化之名搞改革的,其实是希望这些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认为他们完全在误导改革。国企现在的种种弊病是因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国企治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让国企看起来虚胖。对于我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限制国企享受补贴和免费资源,这样才能逼着国企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来赚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国企赚钱、赚大钱,但是有两个前提:第1,国企赚的钱不是靠滥用垄断地位搜刮老百姓;第2,国企赚的钱不能自己留着,必须上缴财政,然后返还给老百姓。

国企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需要正确的国企改革,更需要让人民受益的国企改革,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假改革之名,行盗窃之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此,我们需要推进的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之前某些学者鼓吹卖掉国企、分掉国有股的想法太天真。对于这些人,我想请问:你天天惦记着那点儿国有股,是何居心?